除了每年春节挂在堂屋正中年轴上那个极为熟悉的名字，爷爷留存世间的东西几乎踪迹皆无。

胡同深处，他住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屋早已改换门庭，成了村里另一户人家的宅基地。那座土坯垒成的低矮老屋被推倒、压平，原地盖起了高大宽敞的新房。堂屋门口两棵石榴树，十几年来五月榴花似火，花期不改，却被毫不留情地砍伐，辜负了每年如约而至的蜜蜂和蝴蝶。院子中央两棵年年挂满红枣的枣树更是难逃厄运，成了不知谁家的家具和炉膛下的火焰。每每读到鲁迅那句“我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”，我总会惆怅莫名。

搬出胡同的爷爷后来住在父亲的院子里。那栋房屋曾是父亲年轻时的骄傲——村里第一栋瓦房，荣耀地矗立在村里人的记忆和母亲一再讲述的往事里。爷爷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。他去世后，空下来的房屋和院墙渐渐坍塌，变成了一堆叫做“废墟”的土堆。几年后，弟弟铲除废墟，在原地盖起了一栋上下十间的二层小楼。爷爷生前一切有形的东西，都被深深地埋葬在时光里，无处可寻。

爷爷一生谨小慎微得近乎战战兢兢，耿直正义得近乎傻里傻气，固执守旧得近乎不可理喻。他年轻时是村里生产队的队长——对，不是村长。每次看到电视剧里一口一个“村长”的称呼，我都觉得无比好笑，也无比别扭。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生产队，爷爷是其中一个的队长。他是一名老党员，党龄比父亲的年龄还长，又识文断字，据说还在外地做过区长。后来因为家里孩子多，奶奶一个人照应不过来，他便请辞回了老家。这个抉择让今天的我们无比诧异，也难以理解。我从未听他说起那段经历，也从未听他提起那个抉择背后的思量与得失。我只知道，爷爷在生产队里有个人尽皆知的外号——“治不了”。因为他无论对人对己，从不肯徇私，也从不讲人情。公与私，于他比楚河汉界的界线更加清晰，比标尺衡量的刻度更加标准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恰逢全国自然灾害，连年的大水淹没了许多村庄，也淹没了许多人。面对着遍地洪水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，期望在异乡的土地上找到活下去的希望。留在村里的人则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几张嘴，开始想方设法地“顺手牵羊”——生产队里的一把把粮食、一个个红薯，被偷偷藏在衣服里，变成各家锅里能活下去的三餐。

身为队长，爷爷本可以有更多便利喂饱家里饥饿的四张嘴。可村里人眼睁睁看着奶奶带着大姑姑和父亲外出讨饭，看着父亲被送给外地一户人家以求一条生路；看着年纪最小、骨瘦如柴的小姑姑整日坐在枣林里，仰头等着捡拾风吹落地的干枣充饥——却不见爷爷往家里拿一粒粮食。有人不忍，好心劝爷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要那么傻气，却被爷爷严词拒绝，外加严厉训斥。肚子空空的他，正义满胸，信仰满心：“拿一粒生产队的粮食也是偷窃。我是队长，又是老党员，饿死也不能干。我也不信治不了那些偷窃的人。”从此，那个“治不了”的外号开始偷偷流传，口耳相传间是无数人的窃笑和奶奶一生的心酸。奶奶一向隐忍，许多年后每每和我们说起当年的经历，话语中的抱怨几乎轻得听不出来，只有眼里的泪水显而易见。倒是爷爷，每次提起往事，总是一脸坦然，理直气壮。

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挨饿的，是少小离家、外出求学的伯父。他得益于外公的厚爱和资助，几经辗转后在青岛立业成家。在那个任何东西都需要凭票购买的年代，人在青岛、身在官位的伯父自然成了村里人眼中可以疏通的门路。但随着一个个求购自行车、彩电的人被伯父一一拒绝，渐渐地，一些语带讥讽、含沙射影的冷言冷语开始有意无意地穿门过户，飘进我们家里。伯父写回的家书里偶尔会提及那些不合规矩的请求，除了字里行间十分的歉意，其余皆是坦然。爷爷的回信亦是理所当然，至于村里的冷言冷语，则只字不提。每次回乡，伯父总是带着堂兄回家，也总是训诫他要多听听爷爷的经历和道理。听来听去，爷爷的道理其实就是一个词：公私分明。每每爷爷慷慨激昂、长篇大论，我和堂兄都昏昏欲睡，不甚了了。

留在家里的父亲十八岁入党，成了村里的会计，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顶着全村人怀疑的目光，他一夜点了三盏煤油灯，算出了村里家家户户一年的工分、钱粮账目，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墙上，精确到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。后来，他做了二十几年的村支书，依然一贯的账目清晰。分田分地，我们家的地从不比别家的更肥沃、更有优势；村里被占用的公地，所有的赔偿款目，皆是人人受益，笔笔有据可依，从未让人有半点怀疑。父亲常说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心安——心安了，每晚躺在床上才能睡得踏实安稳。

再到我们这一代，骨子里都有一股莫名的“傻气”：不会勾心斗角地算计得失，不会斤斤计较地贪图便宜，更不会一味求利、不择手段。爷爷当年被人笑话的“傻气”，就这样透过言传身教，透过血脉相传，无形中影响着、教育着我们一家人。而看着儿女们比五官更端正的“三观”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：爷爷终其一生坚持的那份“傻气”，将会弦歌不辍，薪火不断。

爷爷，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何谓“公私分明”的人，却也是唯一去世的亲人里、我没有参加葬礼的人。南北朝时，徐勉说：“人遗子孙以财，我遗子孙以清白。”爷爷没有留下金银财宝，没有留下高堂华屋，甚至没有留下几件可供凭吊的旧物。他留下的，是那份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净净做事的家风，是比任何遗产都更加贵重的东西。

有生就有死，有存在也必有消亡。这是万物诞生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从无例外。可世间总也有存在于时间之外、不死不灭、不腐不朽的东西——比如绵延不绝的文化，比如永不熄灭的理想，比如深植于心的精神，还有代代相传、无处不在的家风。

中国传统文化，概括起来也不过四个字：诗书礼乐。从孔子庭训儿子孔鲤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，不学礼无以立”中，我们不禁恍然：家风、家训，原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。它随着时光，随着历史，随着朝代更替，随着诗书礼乐，润物无声地教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崇忠孝、尚节义、明礼仪、知廉耻。从志存高远的周公“诫伯禽”、诸葛亮的“诫子书”，到德善传家的曹操“诸儿令”、司马光“训俭示康”，到大家风范的范仲淹“告诸子及弟侄”、朱熹“与长子受之”，再到学海无涯的欧阳修“诲学说”、蒋士铨“鸣机夜课图记”——他们流芳千古的何止是文章，更是文章里的字字家训、句句家风。

爷爷留给我们的，正是这长河中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一脉：清白传家，公私分明。这，便是他留存在世间、永不消亡的东西。

“书香润廉心  清风伴我行”